我与五大道之缘（上）

想来想去，只有这个“缘”字最能表现出我与五大道断断续续几十年的关系，所以就用了这个题目。

离开五大道已经几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生跌宕起伏，社会天翻地覆，走遍五湖四海，落户异国他乡，五大道却始终没有离开我的生活，只要有机会就会到五大道来看一看走一走。

看着那些熟悉的小洋楼就会想起充满希望的年轻时代，父辈的叔叔阿姨们的呵护，同辈的朋友同事们一起工作一起玩耍的美好时光。看到那些新建的宏伟大厦，装修时髦的楼堂馆所，也会极力思索原址上曾是谁的故居什么样的建筑。

随着时间的流逝，五大道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一直就想把记忆里还残存的东西，还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记下来，于是就有了这篇记载。没有感人的故事，没有重大历史发现，只是将脑海里的残存记忆变成文字，文笔虽不生花，情节绝无虚构，记载的都是真人真事，亲身所历。如有记忆偏差欢迎指正。

一、阴差阳错与五大道结缘

天津五大道是与广州沙面，上海淮海路衡山路一带齐名的原租界的一部分，但和前两处不同的是，这里300多栋风情万种的中西合璧洋楼和曾经居住在里面的人物故事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这里就不详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公众号 “情系五大道”或网上查询。

五大道在前朝曾是英国租界的一部分，住的都是满清皇亲国戚，王公贵族遗老遗少，民国大佬，下野军阀，发了横财的各路大神及各界名人外国公司高级职员买办。建国后，政府对私人房产采取了“强制没收”和“和平赎买”政策。敌伪人员，官僚资本的房子属于前者，执行起来干脆利落。一般民族资本家私人业主为后者，经过初期的承认私有产权，保护个人利益，到收归国有，“四马分肥”，最终资产全部国有，统一归了房管站。

知名爱国资本家，名声地位家世都得是国家级的名人名士且站对了队的老居民才能获得豪宅的继续居住权。顶级的洋楼豪宅被收归国有由市政府的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管理供市局级领导们居住，超大豪宅则成为各种机关的办公场所或政府招待所，疗养院。

我祖上都是农民，爹妈是河北省出身进城的中低级干部，无财无名无权，虽说改朝换代时站对了队，也只是体制内搬砖的级别，从任何方面都不会与五大道扯上关系，甚至与天津市都无缘，毫无接点，属于体制内最下层的普通阶层，可是，阴错阳差地不但有了关系，而且越来越近直至结缘成为五大道居民。

1958年在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领导下，利用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大好时机（毛提倡中央不要大权独揽什么都管，要学习苏联下放权力交给地方政府管等），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终于把直辖市的天津下放给了河北省的麾下，降格成了河北省省会，河北省光直属机关就约有6000名干部、职工由保定来到天津。

天津市委、市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克服许多困难，腾出了11万平方米的办公用房，两千多套宿舍，安排这些人的工作生活（过程迂回曲折，影响巨大）。于是蛰伏在杨柳青的所谓“天津地区行政公署”(河北省下属的行政区，因为14个县的辖区在天津周围，于是名称冠了天津二字，对天津市没有行政管辖权)名副其实的进城，成了“天津地方委员会”，简称“天津地委”。办公地点从杨柳青的石家大院进驻烟台道38号。

我家也从杨柳青的曹家大院（机关家属院）搬到了天津河西区气象台附近的东风里，地点在干部俱乐部后面界河外，离五大道虽然不远，但是在当时是市区外缘，不在日常生活活动范围内。当时最远也就是到马场道尽头的干部俱乐部里面去玩，大都是从后面游过界河进入，或是到佟楼商场购物，与五大道基本无缘。

但是阴错阳差地缘分来了，老爸工作在小白楼附近的烟台道38号地委大院（当时的地址），老妈在天津中医学院下属的位于成都道的一个中医针灸诊所上班，后来搬到了重庆道庆与马场道交口附近的一个大院，于是我就近进了附近的幼儿园。幼儿园的名称因年代久远具体记不得了，只记得幼儿园在一堵长长的红白相间凹凸不平的花砖围墙的附近（香港大楼的围墙）。我对这堵围墙印象极为深刻，因为非常不愿去幼儿园，每天坐在自行车后面见到这围墙就知道离幼儿园不远了，就开始紧张起来。以后几十年只要有机会就会来看一看，拍一张照片。

印象深刻的红白相间凹凸的花砖围墙 香港大楼 |网图

幼儿园不知是不是张作相的旧宅（重庆道4号）附近？那里原是三栋房子，现在主楼还在，印象中旁边郁郁葱葱的大院已被一栋写有瑞相的新楼和一幢三层的公寓住宅取代。问了一下在公寓门前浇花的老者，称瑞相的原址很早以前是有过幼儿园，一部分院子给了邮电局盖了这栋职工宿舍，大概就是老妈的诊所旧址。

大班时每天下了幼儿园自己沿着便道走着到老妈单位只有几十步之遥。老爸每天要骑着自行车从东风里经平山道过佟楼商场进入五大道区域接送我去幼儿园。因为很小很多事记得不太清楚，印象深的是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到处可见满大街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盲流（未经允许从农村外地来的人）讨饭。

进到了五大道区域马上就换了一个世界。没有了盲流，环境宁静祥和，道路整齐干净，行人秩序整然。记忆最深的就是路边深宅大院里矗立的那些形状奇异的洋楼。路是光滑平整的柏油路，和我们生活区域的土路砂石路红砖路不同，即干净又不积水。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也不会颠的屁股疼。大院子大洋房对于住在不足十平米的筒子楼的我的新鲜感可想而知。还有就是平常很难看到的接送领导的各种外国小轿车，每天坐在老爸的自行车后面到处张望新奇的不得了，应该是改开初期出国到欧美旅行的感觉。

每天去幼儿园的路线

稍微大一点了活动范围开始扩大，寒暑假经常跟着大孩子们到曙光影院去看电影，我们都是步行，对小孩子来说那时坐公交车是一种奢侈。从佟楼到马场道然后经云南路，顺便就把五大道一带逛遍了。虽然一路上到处窥视各种豪宅，时而恶作剧按一下门铃就跑，因大部分住宅都是深院高墙大门紧闭，很少能进到豪门大院里一览，洋楼内部更是可望不可及了。

到了小学高年级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进入“阳光灿烂的日子”，来五大道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因为这里批斗会抄家的最多，热闹非凡。高潮时成都道重庆道的胡同里，联排别墅前每天到处都有站在高凳上被批斗的人，一帮人敲着锣鼓喊着口号，旁边篝火熊熊焚烧着各种四旧物资。

这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喜欢的，因为除了看热闹，捡传单（主要目的之一，那时纸张很少，生煤球炉子引火用最佳，还能看到很多新鲜消息，名人们的各种经历生活隐私等），还可趁机进入可望不可及的大豪宅里一窥做梦都不能想象出来生活景象。

钢琴、席梦丝床、手摇唱机、风头自行车、绫罗绸缎、洋酒古籍书、菲律宾木地板、法式樱桃木家具、酒柜、皮沙发座椅、雕花护墙板......我曾在一家豪宅厨房里看到一大排大号玻璃瓶装的食用油，被打碎的香油洒满一地，满屋弥漫着香味儿，心疼的不得了，印象及其深刻，那可是一人每月只配给2两菜籽油的时代呀。装潢豪华的宅子没少看，当然更豪更大的是在以后看的，这是后话。

五大道林林总总眼花缭乱的这些住宅里都是什么样？睦南道大理道那些高大围墙包裹着的更大更豪的洋楼里住着什么人？里面有多豪华？生活有多奢侈？在我心里留下了强烈的好奇心，埋下了什么时候咱也能住到这里来，住进小洋楼里的期待与梦想。在这动乱不断升级的时期，更大的缘分来了。

1967年，同床异梦了9年的天津市河北省分手，天津又成了直辖市。河北省痛失工业基地到石家庄重建省会去了，这对两家都是致命的打击。天津来了一个啥也不干的解学恭市长，盘踞了十年，最后进了秦城监狱。以后除了木匠市长搞了一些基建勉强把天津基础设施从满清时代拉出来，天津几乎成了进京升迁的仕途镀金槽，走马灯似的换领导，没人关心天津的长期规划发展，实力体力逐江河日下。

河北省成了没有系统工业的纯农业专业户，还被割让了最富裕的五个县（蓟县，宁河，武清，静海，宝坻）给了天津市，一蹶不振到现在也没缓上来。天津地委也从烟台道外国洋行雄伟庄重的欧式建筑迁到了只有三万人的安次县廊坊镇的红砖平房，成了廊坊行政公署。管辖的十四个县只剩九个贫困县，人口从四百万减了二百万。成千上万的家庭搬家转学调工作，折腾的头晕眼花，我家却因祸得福，因为数以千户的河北省干部职工迁走，腾出了大量的住房。

老妈因为在天津医务界工作没有随迁，就打算改善一下住房条件，离工作单位近一些。因为住了12年的筒子楼，最佳选择是住单元房，虽然憧憬着五大道小洋楼，但我们的阶层是住不进像样的洋楼的。住独栋的要由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安排，要一定的级别，至少是直辖市的正局级，还要在位，官职变化立马搬家。

当时正值文革高峰期，能够在位的没几个，都被打倒扫地出门了。曾经的天津市副市长宋景毅，公安局长樊青典都被赶到我家东风里筒子楼附近，其他除了政府保护的名医名士住宅以外，几乎都变成了杂居楼，条件比筒子楼也好不了哪儿去。看了很多处房，最终选择单元房＋五大道，1969年搬家，从筒子楼搬进了单元楼，“混”进了五大道。

二、梦想成真入住五大道

新家在五大道域内的重庆道和大理道之间的常德道南端与贵州路西康路交口的地方，小区叫更生里，是五十年代建的公寓房。因为有苏联老大哥建筑技术的DNA，又没有商业上的考量，更没有贪污腐败偷工减料的影响，红砖墙红瓦顶不高不低四平八稳的外形，木窗木门砖墙水泥浇筑楼板的结构，非常的合理结实。这在后来的1976年大地震时得到了验证。关于大地震对五大道的影响后面详细再说。房屋布局也很好，非常实用。四层楼，每层两家。一套三居室，一套四居室，厨房阳台厕所，没有厅，这在当时应该算是不错的住房了。两栋楼四个门洞，一栋沿着常德道，一栋沿着贵州路，中间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刚搬来时院子里竟有很大的一块菜地，还有一架手压的地下水水泵，用来浇菜园。贵州路出口连着一片简陋的临建房我们叫破大院，入口处住着一家房管站的职工。院里菜地后来被街道居委会强行盖了一个小工厂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面向贵州路西康路常德道交叉路口的地方又被某纺织厂盖了一栋六层的职工宿舍。破大院后来被拆光成了一块公共绿地，街道小工厂还在，像一块牛皮癣顽固地长在原地，即便如此，现在停一二十辆车也没问题。从此，阴错阳差地咱也成了五大道的居民了!笑。

公寓房虽然不能和周围独门独院的小洋楼比，住起来也是很方便舒适，特别是很严实，隐私得到很好的保护，虽然那时对个人隐私还没有什么意识，周围的生活环境以及人文层次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常德道是原英租界，以前叫科伦坡道，英租界工部局在1903年获得这片土地后，于1919年至1926年结合海河清淤工程进行填筑，使之成为适合城市建设的用地，1929年修建此路。这英国人也真有股子韧劲，基础设施建设搞了近30年，此后，人气上升土地大卖，两侧迅速成成大片高级住宅区，成了当时中国最顶层阶级的高密度集聚地之一，绿化良好，建筑风格属于各种不同的欧洲式样夹杂着很多中西合璧外观。

常德道是五大道内最短的道，只有1200余米，更生里在南头，向北到民园体育场的衡阳路。更生里虽处五大道区域边缘，却有着无比的文教卫生优势，医院学校体育馆场非常集中密集。向东几十米大理道上就是一中心医院后门，现在叫天和医院，正门在睦南道上；往前再走几个路口就是儿童医院；贵州路一侧体育馆卫生院近在咫尺，有了这几家医院大人小孩有病无忧。

学校更是方便，出门向西几十步就是昆明路小学，当时就是有名的小学，因为按片儿就学，八十年代我家有好几个亲朋好友的孩子户口迁来入户就学，每月还要把他们的粮票取出来还给他们的父母。再往前几十米穿过昆明路就是十二中。

反方向贵州路对面是九十中学，当时修建时号称亚洲最大中学。教学楼是一座横长元宝型，五层，局部四层的红砖清水墙建筑。巨大的操场，有地下靶场，有游泳池，这在当时的中学是极少有的。操场巨大，边缘处还有大片的原生杂草地，我家熊孩子小时候经常进去抓知了逮蜻蜓，被蚊虫咬的满身大包。改开后被开发商不知如何运作的占了一部分，盖了一片叫犀地的商品房，校舍也重建被挤压成现在窄小的学校了。网上有专门讲九十中学的文章，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还有昆明路贵州路口的体育馆中学，常德道小学等等。这些学校密集的优势现在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窄小的昆明路小学成了昆鹏小学，昆明路小学搬到了体育馆中学，盖起了体量庞大古色古香威严庄重的大楼，毫不逊色哈佛校舍。常德道上一拉溜三家逸阳梅江湾学校，应该都是十二中常德道小学的旧址。每天上下学人山人海，好像很有人气。有的孩子似乎从很远的地方来上学，还有很多家庭在附近租房专为孩子上学。

重庆道上有民园体育场，昆明路出去就是天津市体育馆，看体育比赛非常方便；昆明路商场和重庆道菜市场完全能解决物资贫乏时期的生活必须；土山花园，睦南花园（以前是苗圃）都是步行十分钟的距离，文化体育休闲购物在当时都很方便。

更生里大院，树木掩着的是街道小工厂， 后面墙外的红顶黄楼是天房公司 2025年6月摄

每天到九十中学草地里抓蜻蜓的熊孩 远处红砖建筑物是庞大的老校舍 1987年8月摄

20多年后回母校的熊孩 2009年9月摄

常德道虽然很短，但是两旁住宅占地都非常广大。更生里北侧紧挨着的就曾是一处超大豪宅，青砖围墙内伫立着一座两层英式大宅，庭院宽阔，中央有一棵巨大的树，从我家窗户居高临下一览无余。原主人不详，文革中成为军产，住着由杨柳青过来的空军某部团长一家。1976年大地震一塌到底成为废墟，后被天房发展公司盖了两座红顶黄墙的办公大楼（见下图），与周围洋楼非常不协调。

紧贴着我家北墙，平地起高楼，矗在眼前的壁障将西窗一览无遗的无敌远眺变成了永远的回忆。北面山墙还被打地基时震出了裂缝，那时法制不健全，小平民难敌大国企，只能忍气吞声。

天房发展公司正面

紧挨着这家公司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国资本家毕鸣歧家。以前是常德道98号，现在是78号。毕家是天津乃至中国的大户，当过天津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仅次于荣毅仁。他在五大道有多处住宅，这套是给大儿子毕守藩住的。

这套住宅看似不大，据说占地也有900多平。进入两扇巨大的木门是一条长长的通道，然后是前院，坐落着一座坐北朝南的西式平层大宅，各种房间有十几间之多。门前是草坪花坛。院子再往前，是一个圆形拱门，穿过拱门是后院，种有树木花草，还有假山花坛石桌石凳，北侧连着主宅也建有几间灰色中式平房，在郁郁葱葱的树荫下显得幽静隐秘，真正的深宅大院。

毕鸣歧是山东人，精通德语，当翻译，做买办，搞实业发家，拥有很多工厂贸易行。最重要的是他很早就与我党有联系，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时就与建国初期的天津市长黄敬，组织部长杨英等关系密切，所以解放后被积极任用，成了爱国资本家的榜样。朝鲜战争期间，毕鸣歧捐飞机，大办工厂为建设新中国出钱出力，结果仍然没有逃过文革，69岁时被迫害致死。黄敬就不详说了，江青的前夫，俞正声俞强生的老爸，资格最老的革命家。杨英后面会详细说。

这套豪宅文革时成为军产，由天津驻军66军的一家干部居住。后来阴错阳差地这家的孩子成了我的同事，姓廖，我们称他廖兄。廖兄是个复员军人，酷爱汽车。我俩在汽车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中国汽车行业开始起步制定质量管理规范时（俗称蓝皮书）我们参与实地验证，几年间行车数万公里跑遍祖国大好河山。

廖兄经常把单位的解放牌大卡车开回家，开始每次倒车进院都要喊我帮他看量。他家有最早期的彩电，有好电视节目时就到他家去看。他家还装有军用线的电话，有事时偶尔去打长途电话。后来落实政策豪宅归还毕家，廖兄家搬去了河北路的先农大院联排别墅。

毕家重回老宅，开始热闹起来。时值八十年代初期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时代，毕守藩如鱼得水办实业开公司搞贸易热火朝天。重庆道上的和平翻译公司就是他家的，有大型进口的录音带拷贝机。每天翻制英语900句，拷贝港台靡靡之音的络绎不绝。由天津爱国资本家联合开办的马场汽修厂也有股份，我那时在汽研所，接下为该厂筹建汽车发动机测试项目。毕守藩经常骑着日本影星栗原小卷送给中国演员高星的本田750cc的大摩托来视察，脚蹬高筒皮靴带着大墨镜，那叫一个拉风，我们这些骑着铃铛不响什么都响自行车的科技工作者那叫一个羡慕嫉妒。

落实政策物归原主的毕宅也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每天进口小汽车各种摩托车络绎不绝，后来举家去了澳大利亚。现在毕宅已经昔日踪影皆无，旧宅被彻底拆光夷为平地，盖了一座带地下室的两层小楼，成了某商贸公司的办公场所（不知是否为毕家所属企业）。虽然也是小洋楼形式，总感觉像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住宅。院子里花草树木皆无，成了停车场。不知何时，将与隔壁76号的隔墙也拆掉了，两院合为一体，狭窄的通道宽了，车辆进出倒是方便了。76号早期不知被谁买下，经常停着黑龙江牌照的大奔，院子无人打点一派衰相。现在不知是谁买下了谁？

毕家以前的西式平层豪宅 |网图

毕家现在的样子 |2025年6月摄

几年前76号和78号两院间还有围墙 2018年9月摄

围墙已经拆掉两院合成一体 摄于2025年6月

毕宅的路对面是空军大院，有驻军，占地极大，地震时成了附近居民的避难场所搭满了地震棚。后来在大院北端靠近茂根大楼的地方也是盖了一栋大厦，这个比天房发展的办公楼要气派的多，高大雄伟花岗岩外墙彰显厚重，顶天立地的罗马柱传承着几千年罗马帝国的辉煌，狰狞的黑石狮彰显着威严，位置正好在我家楼房的路对面，这回是把东窗的朝阳挡了个死死的。邻居们不干，找去论理，被告知这是司法局大楼，你们到哪告也告不赢。以前只知道公检法，没有听说过司法局，不知是干啥的，听名字挺吓人，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那时全民都是国营职工国家干部，连人都是国家的，没有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这个大楼最近好像没动静了，门可罗雀门窗布满灰尘，门口的两只石狮也没有了昔日的威风。网查司法局地址已不在此，莫不是搬到更大更好的地方去了？

空军大院里还有一座军队经商时盖的简易楼，叫蓝宇宾馆，就更与周围小洋楼不配了，非常煞风景，后来禁止军队经商空置了很长时间，门窗都被拆掉，现在好像又要死灰复燃。如果能将其与司法局大楼拆掉，去掉围墙，把空军大院改造成公共绿地花园供居民游客们休息享用就好了。我家也可重见朝阳了。梦想？

常德道117号茂根大楼正对着更生里小区常德道出口。这个大厦很神秘，很少见到有人出入，名牌显示大楼由茂根堂兴建，而‘茂根堂’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女婿许大纯的堂号（彼时名门望族的代称）。

用堂号购置房产既可显示家族声望和地位，也避免张扬真实姓名，是当时很流行的做法。许的堂号源自其妻徐总统次女徐绪根的名字。隔壁还有一栋别墅也是他家的，这栋大楼占地2.28亩，建筑面积2200多平米，六大套六小套高档单元房，套内面积超大，有地下室停车库。建筑内装材料马桶浴缸全部进口，面向当时金领阶层的洋行银行外国人职员的出租公寓。1976年大地震，顶层被震坏院里都是残砖碎瓦，厕所的下水管光秃秃的露在外面，感觉很异样，也没见有人出来，不知什么单位在用。现在成了宾馆，也是很安静，不知里面豪华套房被改成什么样子了？

原司法局大楼 |2025年6月摄

门窗已拆掉空军大院的蓝宇宾馆 2018年9月摄

常德道117号，神秘的茂根大楼。 2025年6月摄

常德道还有一个特征也间接证明以前的豪宅规模，就是有很多建国后建的公寓房，占地都很宽敞，乐民里，平川里，铭通里......一个接着一个。面向重庆道的221、
2、3号公寓，四层，应该还要新一些，里面有四室一厅的大单元。同事小胡家住那里，光从体量看就能推测出旧宅占地的规模。那一片学校密集也是缘出于此，按说学校应该是分散布置就近入学才合理。

现在能够实地体验到豪宅占地宽阔的应该是常德道北头2号的马克西姆法式餐厅了，门前写着是林鸿赉（lai）旧居，大理道42号也有一处林鸿赉故居。林是民国时的中国银行高级经理人，留过美，虽说资历财力也很牛，但与这处房产还是不太匹配。

其实这里是张福运的旧宅。张福运就不一般了，庚子赔款留学生，最了不起的有两条，哈佛法学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国民政府税关务署署长，最肥的职位，改革关税将一向由外籍总税务司独立掌控的海关总税务司署转变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另外，张太太是李鸿章的孙女，也应该算是牛逼的。张福运1947年就移居香港了，临行前将这处房产赠与了林鸿赉，林一天没住，解放后就慷慨捐赠了，被冠名於铭牌上流芳于世。至于张为什么会将如此庞大房产赠与林就不得而知了。

进到院子里就是英伦风景，大片的草坪绿因如毯，城堡式豪宅宽大雄伟，加上皮尔卡丹设计规划布局的内装，将英国贵族的高傲和法国宫廷的奢侈豪华表现得淋漓尽致。难怪当年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不去传统的马场道尽头的市长书记专用豪宅去住，执意入住此处呢。那里大墙高筑戒备森严有武警24小时站岗保卫，这地方只能由站在各个路口的便衣监控了。花几百元吃一顿法式大餐，体验一下英格兰的高贵，享受法兰西的奢侈，编织一场人生美梦还是值得的。

据北方网记载；关于常德道2号的身世，民间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这是宋子文或孔祥熙的房产。林放（林鸿赉之子）曾告诉记者，张福运夫妻购买了这块土地后，在这里盖房子，但是他们夫妇却一天都没有居住过。这处房产建成于1935年，建成后不到两年多的时间就遭遇了“七七事变”，按照记载，日本人占领了这所房子。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张福运夫妇也没有回到这所原本属于他们的房子，而是当时的国民党天津市委将这里从日本人手里面接收之后，即作为了军政人员的办公地点。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向记者透露，1945年天津市接受日本投降的指挥部就设在常德道2号，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到天津，也都是居住在这所小楼。从1935年建成到新中国成立，房屋的“主人”张福运一天也没有居住过，一天也没有出现过，这不得不使人产生怀疑。

因此，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所房子应该是宋子文或孔祥熙在津的私人寓所，假借张福运之名而已。就宋子文与孔祥熙二人而言，民间认为从与天津本地的关系来看，孔祥熙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马克西姆餐厅 |网络照片

与马克西姆餐厅紧挨着的常德道4号应该也是一处豪宅，以前叫警司礼堂。宽阔的大门高高的罗马柱，写着领袖题词的为人民服务大红的影壁墙，还有荷枪实弹的站岗军人，庄严威武，深邃莫测。文革时期放映内部影片偶尔去蹭票混进去。曾几何时成了某公司办公地点，气派的大门改成了窄窄的黑铁门终日紧闭不知是个什么公司，最近又在装修，要开餐厅。不知是没啥保护价值，还是军产地方政府不重视，门前没有文物保护标牌，几年来一直转租转借，大拆大改早已面目全非了。

警司礼堂被租来租去已面貌全非 2025年6月摄

沿着常德道向北几十米到昆明路口附近有一栋地中海风格的黄色住宅，常德道71号，曾是刘茀祺旧居。刘茀祺是留美的自来水专家，为天津自来水系统建造贡献很大。

这座建成于1929年的西班牙地中海风格建筑，在英式别墅林立的五大道堪称异类：三道拱形木门如琴键排列，红瓦坡顶流淌着安达卢西亚的浪漫，二楼露台铁艺栏杆缠绕着忍冬花藤。二楼墙面的鹰形装饰在五大道独一无二，淡黄色的拉毛水泥墙面在春阳下泛着暖意。客厅与餐厅连通，有地下防空洞改造成的储藏室，书房。

这栋房子据说张作霖也曾居住过。现在似乎一直是多户杂居。门前堆着各种杂物。年久失修墙皮剥落，好像也不是什么文保项目。唯一的记忆是经常去那个小窗口买切面。那里曾是一家切面店。

常德道71号，切面铺的小窗口。 2025年6月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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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凯军，1954年生人，1958年由河北省迁入天津市，1969年搬入五大道。1970年廊坊机械厂工人，1975年天津大学工农兵学员，1979年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工作，1986年出国留学工作，现定居日本。